阿巴斯萬人葬禮現場:醫療事故斷送的偉大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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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8日晚,一周前於法國巴黎逝世的伊朗導演阿巴斯的遺體,被運送回他的故鄉德黑蘭,無數人前往機場迎接他的棺木。7月10日早晨8點半,在40度左右的高溫之下,伊朗成千上萬民眾聚集在“兒童及青少年智識發展協會”前的廣場上,參加由“電影之家”組織的阿巴斯的葬禮。

  “兒童及青少年智識發展協會”是伊朗伊斯蘭革命(又稱1979年革命)前成立的政府組織,曾資助過無數青年影人,阿巴斯便是其中之一——上世紀六十年代末期,他在這裏開始了他的電影生涯。

 

阿巴斯萬人葬禮現場:醫療事故斷送的偉大生命  

街上的葬禮布告。伍勤攝。

 

  阿巴斯的兒子Ahmad在遺體運送回國之際,於網絡上召集民眾來跟他父親做最後的道別:“如果你去參加葬禮,請不要哭泣,打扮得漂亮一些,我們不是去悼念他的死亡,而是去慶祝他的生命。”

  然而,當人們運送阿巴斯的棺木上車,伴隨著伊朗歌曲《Havaye Gerye(哭泣的季節)》響起之時,無數人潸然淚下。

  一起草率的醫療事故斷送的偉大生命

  讓伊朗人民為之悲憤的是,導致阿巴斯的死亡的,是一場荒誕的醫療事故。

  阿巴斯的兒子Ahmad在葬禮現場對公眾說:“一次不該發生的手術失誤,為阿巴斯的身體狀況帶來了不可修複的傷害,這一切主要歸於手術醫生的責任。”

  阿巴斯的兒子Ahmad在台上講話。

  據當地媒體報道,阿巴斯在被查出身患癌症後,在德黑蘭一共進行了四次手術治療。在第一次次手術時,阿巴斯的家人找到了德黑蘭一家醫院的一位臨床經驗豐富的老醫生為其進行手術。手術帶來了並發症,造成了持續的感染。手術完成後,其家人發現,手術並非這位老醫生親自操刀,而是交予他臨床經驗匱乏的兒子完成的。而他的兒子事後對其家人說,“所有人都知道這個不成文的規則,我的父親太老了,他的手術都是我代做的。”

  當地報道試圖還原醫療事故的過程:術後正逢伊朗新年,放假期間,伊朗衛生部部長在此期間前來醫院訪問阿巴斯時發現,醫院的醫護人員由於放假,並未給予遭遇感染的阿巴斯恰當的護理,阿巴斯的病情在持續惡化。衛生部部長追責怠慢治療的手術醫師(老醫生的兒子),手術醫師回答到:“他沒有告訴我他就是阿巴斯啊,我不知道他是個名人。”

  衛生部部長立即召集了伊朗的專家組成了治療組,並為阿巴斯轉到了另一家醫院。到第二家醫院時,醫護人員表示,術後的身體情況非常糟糕,需要立刻補救。然而為時已晚。此後的三次手術修複未果後,阿巴斯被轉移到巴黎的醫院繼續治療。

  死訊傳出後,德黑蘭當地記者采訪阿巴斯進行首次手術的醫院院長,院長表示,“你不該責問我們,他不是在我們這裏去世的,是在法國的醫院!”此後,這家醫院的醫護人員不再接受媒體采訪。

  伊朗衛生部部長建立了專人組調查阿巴斯的手術事故。在阿巴斯逝世後,伊朗民眾在Telgegram(伊朗最流行的社交軟件)上自發發其了追蹤調查的運動,追蹤更新調查的進度,及時彙報給關注的人們——為這位電影大師在他的故土所受到的一切不公正待遇,做最後的反抗。

  祖國對他的致敬,只在道別之際

 

阿巴斯萬人葬禮現場:醫療事故斷送的偉大生命 

參加葬禮的人群。

 

  葬禮當日,棺木被擱置於廣場的講台之上,主辦方邀請了伊朗數位重要的電影人以及和阿巴斯熟識的親友,上台為阿巴斯致辭。大家紛紛致敬阿巴斯幾乎憑借一己之力,把伊朗電影帶到了世界舞台上,讓伊朗被世界了解。

  阿巴斯在海外享有極高的聲譽,戈達爾曾公然宣稱,“電影始於格裏菲斯,止於基亞羅斯塔米!”然而在伊朗,卻幾乎從未有過向阿巴斯及其電影致敬的重大活動,唯一一次,便是他的葬禮。

  阿巴斯的兒子Ahmad在台上說,“我多麼希望他今天能看到這裏發生的一切。幾年前,他曾經對我說,他在國外參加過那麼多重大的向他電影致敬的活動,但這些比起在自己的祖國被認可,都是不值一提的。然而遺憾的是,他在自己的祖國並沒有得到他應得的聲譽。”

  阿巴斯是“伊朗電影新浪潮”的第二代代表人物。在全世界“新浪潮”運動的影響之下,伊朗電影新浪潮生發於1969年。在1979年伊斯蘭革命爆發前的十年間,伊朗國王相信其統治固若金湯,允許伊朗電影對社會問題進行適度揭露。伊朗“新浪潮”審美旨趣與當時的電影美學觀念決裂,具有強烈的現實主義色彩和社會批判性。短暫的繁榮不止讓伊朗青年電影人頻頻在國際上獲獎,也培養出一批重要的電影導演,阿巴斯就是這一浪潮中冉冉升起的新星。

  1979年,伊斯蘭革命爆發,宗教領袖霍梅尼接管政權,使得當時世俗化的伊朗社會完成了政教合一的全面伊斯蘭化。1980至1987年,緊隨伊斯蘭革命的是伊朗的“文化革命”。“文化革命”期間,全部大學遭遇關閉,這一切終止了當年伊朗的“西方化”潮流。伊朗的電影工業也就此遭遇打擊。

  此後,電影創作者們因重重禁令,不得不以隱晦的方式表達。然而,也因為這些禁令,使得伊朗電影並未受到好萊塢電影工業的沖擊,表現出極具民族性的敘事特點,在鐐銬中獲得了某種生命。阿巴斯也曾在一篇訪談中提到,他雖然不認為限制應該存在,但是“正是這些限制,給人們提供了發揮創造性的機會。” 自1986年至2004年,伊朗電影“新浪潮”在被短暫的切斷之後,雖然仍在國內遭受重重禁錮,卻在國際舞台上煥發了第二次生命。阿巴斯於1987年拍攝的《何處是我朋友的家》便在這一時期為他帶來了國際聲譽。

  著名伊朗知識分子Hamid Dabashi(被伊朗人稱作伊朗的齊澤克)曾把伊朗新浪潮和後來的伊朗民族電影稱作一種在文化上抵達現代性的模式,他說:“伊朗電影‘新浪潮’為呈現作為‘古蘭經式的人(Quranic man)’對立面的‘曆史中的人民’,提供了視覺上的可能性——這也許是重要的且唯一的事件,使伊朗人得以抵達現代性。”

  何處是我的祖國?

 

阿巴斯萬人葬禮現場:醫療事故斷送的偉大生命

  參加葬禮的人群。

  伊斯蘭革命爆發至今,不少伊朗導演流亡海外,或是遭遇監禁。師從阿巴斯、去年憑借《出租車》榮獲柏林電影節金熊獎的導演賈法·納帕西便曾因“危害國家安全罪”,被伊朗政府剝奪人身自由。阿巴斯因其電影鮮少涉及政治,僅憑借藝術性立於影壇,在國內並未惹來政治上的麻煩。然而也因此一些電影不能在國內放映,甚至一度被限制在國內拍片。他在2005年的訪談中透露,政府在過去十年間沒有放映過任何一部他的電影。

  1997年,阿巴斯曾憑借《櫻桃之味》拿下第50屆戛納電影金棕櫚。然而,因為在戛納的頒獎典禮現場,一位女性親吻了阿巴斯的臉頰,觸犯了伊斯蘭律法。政府立即下達了禁令,不允許任何人去機場迎接和祝賀阿巴斯獲獎回國。在機場等待阿巴斯的,沒有祖國的致敬,只有一個激進的伊斯蘭團體。阿巴斯在飛機落地、榮歸故裏之刻,不得不從飛機後門溜出,以躲避激進宗教團體的襲擊。

  因《一次離別》而獲得國際聲譽的著名伊朗導演阿斯哈法哈蒂在葬禮現場念了一封動情的寫給阿巴斯的信,信中說,“你在戛納拿下金棕櫚後,政府不允許人民去機場歡迎和祝賀你,而當你的棺木從巴黎運送回來時,人們終於被允許去迎接你了,因為你不再能說話了。”

  阿巴斯在伊斯蘭革命後並未像一些藝術工作者一樣選擇移民,而是留在了伊朗繼續拍攝電影,他曾經說道:“當你把一棵根植於土地的樹從一個地方轉移到另一個地方,這棵樹就不會再結出果實。我覺得如果我離開了我的國家,我就會像那顆樹一樣。”

  阿斯哈法哈蒂在葬禮現場感激阿巴斯從未放棄這個國家,即便這個國家從未給過阿巴斯他應得的尊重。“我想要感激你並沒有以一種美好的視角展現這個世界,卻以一種美好的視角看待這個世界”, 最後,法哈蒂詩意地借喻阿巴斯的電影《隨風而逝》:“在你離開人間後,如果在風的停頓之時看到了神,請記得你身後那片裝滿魚的池塘之中,並沒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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