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养辉:不能说艺术能卖钱就是好的!

再谈中国画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1985年01月01日

黄养辉

理论来自实践,而良好的理论又成为实践的前导,以至如引路的明灯。我国有悠久的历史,丰富的民族“艺术遗产”,具有高度的民族精神。长期以来人们不断的勤劳创造,不断的提高和前进。一方面从本民族文化艺术的基础上发展,同时还从外来的其他民族文化艺术上,吸取其它优良的部份来不断丰富充实我们艺术(从造型、色彩等方面)使其更生动有力,光辉灿烂,更有感染的力量。此中包含着“古为今用”、“外为中用”的种种方式。

我们的民族,在文学艺术上,不但勇于创造,还善于虚心地继承前人的长处。在古代有很多记述,例如前汉大史论家司马迁写成那部不朽巨著《史记》的经过,虽然距现在有两千年的岁月,我们打开来用心阅读,深深地感到它还有现实意义。在文学艺术上,值得后人借鉴参考,根据他的自述,他在“继承”方面,刻苦地攻读了有史以来可以见到的资料与先秦诸子百家的文章,“读万卷书”,作丰厚的积累,同时在当时交通条件非常困难的情况之下,他从西北到东北(秦皇岛、山东沿海)以及遥远的东南(浙江会稽、绍兴)。他自己说:“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为了考证山川地理,人情风俗,不辞辛苦,做到“行万里路”的壮举。

绘画与文学这两种艺术,虽然所用的工具和表现的手法不同,一是用造型,一是用文字,可是其目的与要求,反映与寄托人类生活与民族精神的各个方面,给人以陶冶、启发、推动精神与生活不断前进提高,是相同的。

国画传统的继承与创新,是二而一,一而二的问题。“继承”是手段,“创新”才是目的。这个“继承”是有“目的”的“继承”,不是单纯为“继承”而“继承”。这个问题过去谈过不少,也有不少争论,学术讨论,有争论是好事。在争论中,可以把问题更具体、更明确,利于行动。我们也听到全国各地美术界中,有很多不同的看法,在国画创作中,有的主张要“继承传统”,有的主张不要传统,也好像在美术创作中有的主张要素描,有的却否定素描在造型创作中的作用(关于“素描与创作”拟另文再谈)。我觉得要谈“中国画传统的继承与创新”在目前的情况之下,首先要明确,国画“创新”要不要“传统”,及“传统”对创新所起的“作用”。

中国画传统里,具有显著而强烈的民族风格特点(虽然其中吸收有外来的成分),这种民族风格,是一个民族的长期生活、思想和历史的产物,其形成是经过长远岁月的。它从无到有、从粗到细、从简到繁,由于地理气候环境,逐步形成具有独特民族风格的艺术,应用流行在广大人民的生活之中。由于交通发展和各民族互相交流,得到不断的前进与提高。

中国画传统中有许多优点和长处,但不可否认的,由于古人生活环境等等的局限,其中还存在着不少缺点,如画人物比例“头大身小”、“身大手脚小”。山水画中的建筑物常出现透视错误(反透视)。物体的距离应该是“近大远小”,而常有房屋桥梁“近小远大”的毛病等等。这些是“传统”中的“糟粕”,在继承中应该加以区别选择的,就是“取传统之精华”而舍去其“糟粕”。过去常有一些画家,尤其学过西画素描的个别画家,看到国画中不合理的“糟粕”连“精华”也不理了。形成了“因噎废食”。“因噎废食”对工作的推进是很不利的。同时国画传统,由于历史时代的局限,其表现的笔墨技法设色等等,拿到今天来应用,当然是很不够的,需要吸收和创造新的技法,不断予以补充,以适应新的时代精神生活的表现与要求。

“推陈”便利于“出新”,要创造有“民族风格”的新国画。“继承传统”是一个最最经济而可以获得事半功倍的“措施”。但是必须明确“继承”是为了“创新”。回顾历史,曾经出现过化了很多气力,仅仅“模仿”“临摹”的画家。因为他们处境太好,养尊处优,又缺乏“反映现实生活”的能力。临来摹去,跳不出那个“圈子”,清代初年的“四王”画派,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由于他们当时优越的地位,生活在最高统治者(皇帝)的左右,居于画坛上统治领导的身份,影响极大。因缺乏描写现实生活的能力,脱离生活,长年累月地在旧框框里“打转”。就国画笔墨写祖国现实的壮丽山水而论,他们大大落后于同时代在野的民间杰出的大画家如石涛、石溪等和后来的扬州八怪等在中国画艺术上的成就。流风所及,“四王”的不良影响,一直到清朝末期(光绪、宣统)、民国初年,中国画坛上还充斥着“摹古”、“仿古”严重脱离现实生活的作风。有一部分画家整天搞“玩弄笔墨”的玩意,不知艺术与时代精神的关系,一味闭门造车,使国画陷入奄奄一息的境地。本世纪20年代末与30年代初期,徐悲鸿先生从欧洲回国以后,他精通西画艺术,又深知中国画与西方美术盛衰趋势,主持国立北平艺专,协同有现实主义创造精神的国画家齐白石等,大声倡导,舍去单纯玩弄笔墨积习,不辞艰难,深入生活,取法生动自然,继承先人传统中的优良部分,切实走现实主义道路,(反对单纯的以“形似”为目的的狭隘作法),作有“提练”、“概括”的艺术表现。中国画艺术得到了挽救(徐悲鸿大师从六岁起,在他父亲徐达章先生的指导之下,就学习国画,每天半日读书,半日临摹古典中国人物花鸟,作基本练习。他23岁去法国留学时,行李中还带着中国笔砚和任伯年等的中国画作品。他酷爱并精通中国画艺术)。

“推陈出新”为打好国画传统的基础,再进行发扬中国画民族风格的“创新”,以过去的一些经验说,是比较“经济”而“有效”的。听到一位在外国研究中国画艺术的朋友说:没有中国画“传统”基础的“创新”,是瞎创、瞎发展。我同意这种说法。那么,现在谈中国画民族风格的创新,应该创什么新呢?不少中国的年轻一代,头脑里在不断思考走“新”的道路。求进步总是好的,可是他们之中看到西欧20世纪初期以来,有些已经趋于没落的形式主义作品,还当作是“新”东西,而向它追求着。在画坛上,放眼世界看看,从东方的日本,西方欧洲各国,以至美国,他们大体分为两派,就是“现实主义”与“形式主义”。这个问题虽有争论,但对真理与是非可以大谈的。简单说来其情况是不同的。把现实人和物搞得很难看,以至丑化歪曲,没有美的感受,懂的人不要看,不懂的人看不懂。有时连作者本人也说不出一点道理来。有些把画面上随意画上几条线,或乱七八糟的涂上些莫名其妙的颜色。绘画艺术的方式,是以“造型”说明问题,正如文章用文字组织说明问题、音乐艺术以声音来说明问题。“造型”艺术岂能没有“形象”?实在说:那些画的“技巧”很肤浅和贫乏,还说是艺术的“探索”。这样的画虽然东西方到处泛滥,实际上在西方也未必为人所欢迎。

像西方毕加索那样的画家,大家只听他的画卖了不少钱,发了财,不能说艺术能卖钱就是好的。当然我们并不主张画画只画到像张照片。但丑化现实与单纯反映现实,谁好谁坏?自有文化艺术以来人物和一切自然的、千变万化的壮丽优美还远远没有被画家们挖掘净尽。过去许多中外古今的大诗人大艺术家常常说“伟大美丽的自然界”,是世界与科学的无穷尽宝库。

我觉得,我们作为现代人,在若干年以后,就是前人古人。前人的论点,有些有地域性或时间性,真理之所在有些有超时间、超地域的永久与广大性。因此,不能说前人的话都是“旧”的,现代人的说法都是“新”的。事实上有“生命”的事物能常“新”,缺乏生命的艺术和言论却永远是“旧”的。

以诗、文而言,其“新”与“旧”的标准,在于有无旺盛的“生命力”。西汉时代的大文豪司马迁那精彩的文字,是两千年前的作品,至今仍具有现实而旺盛的生命力。现在我们读起来仍然觉得其“生动活跃”,令人倾心神往。绘画艺术也是如此。要谈“理解”,尤其“探索”、“创新”,都要下苦功,先打好基础。所谓有“学”然后才能“知不足”之所在。我愿与世之同好者共勉之。

(198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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